文化流言

周志强

《东方早报》2010.08.13

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还没有封镜，人们的期待就已经被炒作起来了。有趣的是，这一次张艺谋不仅使用了此前常用的“海选女主角”的方法，还忽然“口出不逊”，看似无意地发出感慨说：“现在这人，这孩子越生越难看，漂亮姑娘不跟帅哥生孩子。漂亮姑娘嫁英俊小伙?没那个！一定找那个煤老板啊，有钱人啊，老男人啊……这就是普遍现象。”一句话惹起江湖上的各种想象，批评张艺谋男权主义者有之，攻击他自己就是潜规则者有之，但是，“呼唤清纯”，一时之间也就深入人心，变得无可非议了。

其实，“美女”、尤其是“清纯美女”本来就是各位电影导演吸引观众的重要策略。徐静蕾的《杜拉拉升职记》就在明星、名模、名歌手让观众眼花缭乱的同时，也用尽浑身解数，焕发这些美女们的“超人魅力”：不断变换的浪漫的场景、镜头切换之间美女们的顾盼流连以及花样百出的时装，让这部电影在叙述了爱情的纠结与职场的浪漫之后，还成为一台大型的美女文化秀。

不过，张艺谋的“清纯美女”思路显然更技高一筹。一直以来，青春青涩、清爽清灵，成为选秀“谋女郎”的基本策略。从巩俐干净亮丽的回眸一笑到章子怡奔跑时青春气息的洋溢，无不主打“清纯”色调——甚至不算是美女的魏敏芝，也要突出其直率纯洁。

于是，“寻找清纯”，已经融为张艺谋电影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据说，这一次老谋子还是没少折腾：从江北到江南，从北京到南京，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后，才找到了今日之周冬雨。按照老谋子的说法，这个女孩可就不一般了：“静秋不光漂亮，一定要青涩。所谓青涩，是未经雕琢的，本能流露的，这叫青

周志强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22期）

追风值得反思的，也许就是它将自我淹没于公众之中而吊诡地塑造自我的特点。这使得一个人成为自我的否定性的存在。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现象，它的发生和存在具有复杂的意味。

世界的破碎图景

追风现象与一种现代人“破碎的世界图景”有着紧密的关系。

所谓“破碎的世界图景”，指的是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其内部的运行机制神秘而难以操控，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法在心中具备一种独立完整感的生存经验。

这种状况非常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器具：电脑。电脑既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又是一个神秘物。在一台电脑的内部，主板、硬盘、卡槽和其他相应的设备等等，既让人们认知，又让人们糊涂：谁能弄明白这其间的意义和功能呢？现代社会就如同一个个这样的“芯片”构成的世界，其特点在于，它总是如此成功地结合出某种意义，并且拒绝任何了解这个意义运作方式的行为。

于是，任何一台打开的电脑都可以看作是我们当前生存体验一种寓言性景观。密密麻麻的线路，星星点点的标记，花花绿绿的设备，透过这个景观，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代性体验的基本矛盾：高度精密的设备组合不容许对它作意义分解，而整体功能又如此强大简明；内在结构的阴暗不明与外在生活的明朗清爽，恰好构成了当前生存的基本体验方式。与此同时，结构的整齐又与意义的混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同时谕示当前人们生活的另一种尴尬。

简言之，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技术化科学化的社会，让任何个人对于这种社会的直接理解，都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复杂、组织结构的精密，就像电脑当中的芯片一样，拒绝个人对它的理解和把握。

周志强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18期）

今日之中国，各种手机段子流行。其间，政治性的段子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常常在不经意间，暴露现实政治的种种不良作为。坊间小说，断语片话，也会瞬间撕裂我们对现实政治的种种良好想象，流行一种市侩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也算是手机政治段子的副作用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直存在两个矛盾。一个是政治管理的抽象化与透明化的矛盾；一个是政治体制的威权化与民主化的矛盾。

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依靠一套抽象的社会管理机制。政府部门对社会的管理和疏导，并不是由官员直接拿着大喇叭上街头进行宣导，而是通过一个抽象的系统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管理的透明化就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必然现象。这就像秋菊跑到法院打官司一样，她要的只是村长的一个道歉，而在现代政治法制系统中，“道歉”这种日常生活情感行为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秋菊永远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才能得到“说法”。

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百姓和现代政治体制之间，也就难以走向彻底认同。人们因为不理解一个社会政治管理体系的复杂和抽象，也就必然激发各种各样对这种体系的不信任，最终导致对这种体制中不良现象的夸大想象和过度反讽。

从这个意义说，大量政治戏谑段子的出现，恰好表达了普通人对于现代政治运行机制的一种警惕和怀疑的心态。

如：“同样是干活，领导叫带头，富人叫创业，百姓叫打工；同样是出国，领导叫考察，富人叫旅游，百姓叫偷渡；同样是说话，领导叫指示，富人叫名言，百姓叫废话。”

与之相应，中国

周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5.18

电影诱惑机制显示了一种吊诡的电影观众生产趋势：一方面，它在改造观众对于电影的观看方式，从而形成巨大的大片市场；另一方面，诱惑机制又总是在激发观众的强烈期待的同时，永远无法满足这种期待。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致力于市场化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电影营销策略的成功，电影“票房炸弹”（blockbuster）的使用，使得中国电影获得了空前的效益。但是，一种新的现象也发生了：观众对于今年中国电影的不满意度也增加了。一方面大量观众涌向影院，另一方面这种“涌向”的背后，却暗含观众的流失。我们在欢呼中国电影空前发展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思考这种潜藏的危机呢？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就是过分依赖“电影诱惑机制”。

奇观化与真实化造就电影艺术史

在这里，所谓“诱惑机制”，指的是通过预告片、电影海报、首映式、媒体预评论等制度，激发观众电影阅读兴趣的营销系统。在这里，对于诱惑机制的过度依赖，往往引发观众对于电影奇观的无限想象，最终造成观众对于电影阅读的单一化趣味和畸形诉求。

简单地说，各种诱惑机制的存在，都在倾向于“讲述”电影的奇观化形态。

事实上，电影本身同时携带两种宿命的心理诉求：奇观与真实。作为工业技术的产物，电影的出现带来的是一种崭新的视觉体验。或者说，电影改变了人们查看世界的方式：电影由静态走向动态，也就是用摄像机的移动代替眼睛的转动。在这个过程中，“发呆的人们”的“凝视”，成为电影视觉的特定化方式；而

——评《游客凝视》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贡献

周志强[1]

《文学与文化》2010年创刊号

英国学者尤瑞（John Urry，或译为厄里）的著名作品《游客凝视》（The Tourist Gaze）一书的中译本在该书英文本初版20多年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2]作为一部视觉文化研究的里程碑的著作，该书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分析结合在一起，对现代大众旅游现象进行了生动地阐释。本书中提出来的凝视问题种种议案，此前已被多家论者涉及。[3]论者关注该著作“游客凝视”的政治含义与文化特性，以此为视野，考察摄影、旅游与中国视觉文化变迁问题。相对而言，尤瑞赋予“游客凝视”的复杂社会内涵，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尤瑞那里，“游客凝视”作为搜寻奇异景观的眼光，乃是被日常化的社会机制所生产、塑造。也就是说，按照尤瑞的理论，“游客凝视”的研究价值，不仅仅为旅游、摄影或者视觉文化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其对“游客凝视”生成方式与社会机制的考察，还可以让我们将“游客凝视”作为一种现代性

国家越是强大富裕，个人越是感到不稳定； 经济增长的快速与公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在当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呢？

周志强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12期）

最近，常常听到对于生活现状的种种抱怨，也常常看到人们对于生活危机的敏感。在今年社科院与零点集团发布的中国2009年城乡居民九大生活感受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达到了2003年以来的历史峰值，为4.27；但是，中国居民对于个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信心指数则跌到2003年以来的历史谷底，为3.38。报告结论说：“对个人生活水平提升信心不足，GDP增长没让居民感受到实惠。”

不难发现，一方面是中国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公民个人对生活信心指数的降低。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国家的强大，并没有强化公民对未来的信心和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在这里，一种吊诡的心理体验逻辑出现了，在我看来，有这样几种要素直接导致了公民生存信心的降低。

在政治经济领域，权力控制的稳定有序与资本逐利的混乱粗暴造就了公民个人生存境况的窘境

近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激发了中国社会对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怀疑；而中国国家财富的积累，却达到了空前高的程度；国家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的实施，加剧了资本重组的趋势。最终的结果乃是政府地方威权与大型资本生成新的结合，为国家经济控制能力的稳定与强化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国家资本控制力的增强，造就了一种空前强大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大型资本由于有了权力的支持，呈现出以金融炒作为基础的谋利方式，形成对普通人生活资本的原始剥夺。

周志强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12期）

近日，《责任追究办法》出台，为人们关注的干部问责制提供了法理依据，这无疑是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理方面，官员问责制显示了巨大的汇聚民心、弘扬正气的力量，受到一片好评。与此同时，问责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人们对于下台官员的重新安置问题、问责过程中信息的透明度问题，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问责制的不完备，其实并不仅仅在于问责力度和问责深度，更在于这种问责制本身是为了“责”还是为了“问”的问题。

以期以来，只问不责，或者说不问不责，造成了中国政治领域中的威风凛凛的官老爷作风；问责制则能够敲山震虎，起到了一定的遏制官老爷作风的政治作用，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事故再发的问题。

2008到2009年，问责大案“三聚氰胺案”可谓影响巨大，惩办责任官员雷厉风行。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去不长时间，“三聚氰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暴露出有的地方对问题奶粉的销毁工作还不彻底，非法流入食品生产加工环节。显然，“三聚氰胺”的江湖再现，无形中说明了一个问题：问责制作为一种纪律、法律的监察制度，并不能鼓励执行。也就是说，仅仅依靠对官员的监管和惩处，尚不能阻止不良社会事件的发生。在三聚氰胺事件中，问责制只是在问责于人，并没有责问事件背后的社会体制与管理体制的症结所在。换句话说，卫生管理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被问责制有效地发现并及时纠正，只不过相应责任的领导者被处罚了。

在这里，问责制只是作为一种官员管理制度被执行，其意义也

周志强

《江淮晨报·合肥客》2010年4月？日

自从“汪晖抄袭”被南京大学王彬彬先生发现以后，学术界的严肃性似乎又一次得到了保障：我们连汪晖这样的人也不会放过，只要你敢于抄袭，无论你多大腕儿、无论多大成就、无论多少人出面替你辩护，也要痛打到底。在这里，“抄袭”作为一种值得大家口诛笔伐的道德劣迹，一方面可以用来对所谓学术权威进行重新考察，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再一次有契机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学术界已经糟糕到了不值得信赖的地步。

这些年来，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用道德批判来批判一切。无论是对于学者的不良行为还是官员的腐败，所有的错误，都在道德这个基准线上来认定；而诸如感动中国或者江北好人也是在道德这个万能的花冠上为我们的时代添加魅力。

所以，对汪晖的批判，说到底，是来自职业规范基础之上的一次有力的批判。而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汪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那种思想批判，而代之以能同时激发人们快乐与愤恨情绪的道德批判。

毋庸置疑，“抄袭”当然是学术生产软弱无力的一种症候。但是，在这种症候的背后，则是对于学术职业化问题的过分关注。目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没有能力对中国的资本体制和社会痼疾提出更好的批判方案，而干脆挥舞各种各样的道德批判的大棒，来唤起“批判效应”；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剩余精力释放到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上面，努力营构这样一种文化想象：官场有权力腐败，学界有学术腐败。

换言之，抄袭和连同对抄袭的热情批判，都是思想生产软弱无力时刻的一种症候。在这里，我们只能批判人们遵守学术游戏规则的自律程度，而不能对学术体制中造就

2000年左右，在国内电影票房连续几年徘徊在10亿元以下时，有人认为中国电影已经到了“生存还是死亡”的关口，但到了2009年，国产电影年产量已达456部，全年票房62亿元，进入“黄金机遇期”。10年间，中国电影发生了什么？4月13日，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主题活动之一：“借鉴·探索·飞跃——21世纪第一个10年电影发展嬗变分析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

10年跨越的光荣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电影完成了从萧条到繁荣的跨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用一组数字直观地呈现了这一跨越。1999年国产电影的年产量是102部，2001年88部，2002年100部，2003年140部，2009年已达到456部。与此同时，全年票房数字也经历了同样的增长。王志敏介绍，新世纪10年，国产电影年产量年平均增长25%，票房年平均增长几乎是30%。他说：“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电影史上也属罕见，10年间，中国电影成功走出了低谷，进入了跨越式和爆炸式增长的时期。”

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看来，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是中国电影尤其是新中国电影跌宕起伏的发展道路的浓缩。他把近1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入世阶段的低迷徘徊，中国电影百年时期缓慢的爬升，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的突进。他说，短短10年间，电影创作者的心态和电影市场都从低落走向昂扬，“大众对电影的欢迎程度和创作的热情都今非昔比。”

关于后两个阶段中国电影发展的原因，周星分析，百年时期能够缓慢爬升，是由于入

来源： 南开新闻网 　发稿时间： 2010-04-22 17:08

　　文/周志强

　　玉树地震，又一次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4月22日，在国务院倡导下，全国举行了哀悼。南开大学新开湖边，同学们在夜晚点燃蜡烛，烛火辉映我们脸上的哀思。也许在这样的时刻，面对死者，我们只能用无言的悲悯，表达无尽的哀悼。

　　但是，灾难面前，仅仅哀悼是远远不够的。从灾后救助到灾后重建，从社会性的慈善救助到政府性的物资调配，一场自然灾害，往往成为考察一个国家资源操控能力和权力道德水平的特殊视角。在灾难到来的时刻，也就到了人类生存的“临界时刻”。在这种情景中，我们选择怎样的态度面对灾难，其实是一个社会性的政治文化工程。大灾来临，君子忽为寡廉鲜耻的匪徒，小人或能慷慨激昂地赴死，其间种种，非平常时期的道理可以解释。

　　所以，面对灾难，“哀悼”只是普通人表达心灵创痛、寄托情感意绪的方式，而不是灾难管理的全部。

　　就中国的灾难应对方式而言，国民在灾难时刻，往往悲悯情怀、人道关注，但是，却相对忽视了灾难的种种政治含义。在大众媒介围抱的今天，自然灾害可以以极其令人震惊、伤怀的形象呈现于眼前，令我们心恸情系。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灾难政治的种种行为：捐款踊跃，对于所捐款项的去向，也应积极关注；人们批判富人吝惜钱财的道德意识，更应该关心征服资助方式和支援途径的透明和有效——我们应该更多地在民族发生灾难的时刻，显示我们对于公平、合理的政治应对方式的诉求，更多在积极捐赠和热切同情之余，把灾难重建的合理性政治行为作为我们思考和监督的对象。

周志强

2010年04月15日人民论坛》

　　今年“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了“尊严”二字，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作为中央政策性的论述，这个说法标志着政府工作更加注重个体权益和个人发展。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依旧不能意识到“尊严感”说法背后这一重大的转型。3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让很多地方政府部门认为，社会发展就等同于大力提高GDP，等同于巨额的投资和尽可能多的产出。在各地的工作报告中，动辄就是本地GDP总量多少、产值提升了多少等等。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如果仅仅关注GDP，相当于仅仅注重如何更多地占有公民的劳动，如何更多地要求人们从事强度更大、难度更高的工作，从而相对地降低公民劳动的尊严感。

　　所以，这至少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命题：只要国家强大了、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自然就能提升了，于是，公民就会觉得幸福，觉得有尊严。

　　显然，在这个逻辑命题里面，“劳动”的性质和意义，被彻底忽略了：这个命题把国家或者社会的“发展数字”看作是理所应该，把创造这个数字的劳动，看作是本应该具有的代价。

　　简单地说，对于高速发展的社会功能的强调，不能成为一种“文化诱惑”，通过这个诱惑，让人们觉得，我们可以牺牲一段时间或者一定程度的利益，而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然后，个人的生活尊严感就提升。

　　这几年的发展，显示了这个逻辑命题在现实层面上的一种不可能：经济高速发展，往往要让一个社会的公民更多地被劳动操控，而丧失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也就出现“尊严异化”。

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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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4东方早报(上海)

赵本山所说的艺术家的责任，如果仅仅局限于提供“快乐”这种迷幻药，那么，人们的笑声是真实的，给人们欢笑的这件事情是“慈悲” 的，但这种“慈悲”是建基于一种无意识性的无耻之上的，建基于对于收视率和利润追求的天然正确的理念之上的。

周志强

在近日召开的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上,赵本山充满诚意地呼唤批评。他说：“很希望专家提出意见，同时给出批评和提醒，多批评，少夸奖！”但等某教授提出“伪现实主义”等批评后，本山大叔对批评者如是“指责”：“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把全国那么多观众弄乐了，就是最大的慈悲和善良…… 一部作品会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会从心里接受各位的意见，但是不要把我导偏了，不如您自己写个剧本，自己拍一个，如果您拍的那个收视率比这个高，我当时就给您跪下。”

周志强

2010年03月29日 07:24东方早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阿凡达》的热潮刚刚退下，这一部《爱丽丝梦游仙境》（下称《爱丽丝》）就来了。有趣的是，人们更喜欢用一种谈论神话的方式来谈论《阿凡达》，仿佛这部电影在用极其深刻的主旨，为100年前西方列强的残酷殖民进行反思。而《爱丽丝》这部电影的到来，则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嘲弄文化界的这种“大片崇拜”心态:原来只要是3D就会引来观众的认可，不必使用深刻的文化主题。换言之，《爱丽丝》说白了只是一个“童话”，只是把童年时代的幻想立体地展示在我们眼前而已，而3D神话所带来的视觉奇观已经足以让所有人不必理会这部电影的幼稚化问题。

事实上，电影技术革命的历史，一直在“电影写实”和“电影奇观”这两条线索上进行。

相对而言，电影的写实功能一直大于其奇观价值。人们为了追求现实感，常常可以拒绝电影奇观化技术的革新。因此，声音技术和色彩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都出现了滞后的现象。电影声音尽管可以激发更加强烈奇特体验，但是，却让当时观众觉得“不真实”。色彩的使用亦是如此。首先是在垄断体制下，彩色电影的制作成本很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彩色电影总是和奇景大片、风光大片联系在一起，也就相应成为一种“新型奇观电影”，却不能让观众感觉到所见者乃是现实或者所感者乃是真实。而当彩色电影被运用到卡通